刘润清教授写给报考英语专业的同学(下)

编者说 

本文整理自刘润清教授写给英语专业同学的寄语。上周分享了本文的上半部分，今天将下半部分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尽管我们当时的学制是五年，毕业时也觉得学了不少英文，但一开始教书却发现，大学期间只是打了个基础。教过几年书之后，才懂得什么叫教学相长。越教越感到自己的不足，与其说是在教学生，不如说是在教自己。首先，在备课时，我通过大量查词典，搞清了许多词的词义和用法。备课时，我比学生查的词多得多，有些词是先查英英词典，再查英汉词典；有些是先查汉英词典，再查英英词典。查词典的过程中，我还常常被其中有意思的信息所吸引，有时在一个词上花上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记下很多与备课无关的短语或搭配，而且还感觉乐在其中。接着，我就借助词典，参考教案，转述（paraphrase）课文上的难句。一节课准备下来，自己要编写几十句漂亮的句子，再背下来，以便在课堂上使用。这种备课方式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的口、笔语能力大大提高，英文也越来越讲究了。刚教书时，由于我是教研室里最年轻的，因此教研室里的“小差使”一般由我来承担，结果又使我受到很好的锻炼。例如，二年级教学组决定每周给学生广播两次英语新闻，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为了这15分钟的广播，我要找5―6条新闻，写出7―8页的英文，请刘承沛老师修改，最后才能播出。刘承沛老师拿过笔来唰唰就改。不一会儿，我写的东西就变得面目全非。他下笔之快，用词之准，文体之潇洒，实在让我佩服。他的批改是对我这份“兼职”的最好回报。再比如，三年级的翻译练习答案没有人做，又是让我做。做完后，由钟述孔或薄冰老师修改，然后再打出来发给每位老师。同上个例子中的情形一样，每次我写的东西都被改得满篇是红，有时真叫我无地自容，但是我从中学到的东西和悟出的道理却让我受益终生。还有，教书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的知识储备。我什么课都教过，精读、泛读、口语、听力、写作、翻译、报刊阅读。每一种课都需要了解一定的知识背景，才能讲得深，学生才不至于浮在表面。为此，我经常帮助学生了解一篇文章的深层意义、社会意义、文体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去欣赏文字的美与力量。这似乎是北外的教学传统。老师教我的方法（或使我受益最多的方法）又被我用来教我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不仅有语言信息，更充满了百科信息和智慧火花。课上得引人入胜，师生双方在课堂教学中的生命质量（教育家叶澜先生语）都得到提升。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我经常查英文百科全书、英国文学指南、美国文学指南、历史和文化书籍等。有一次，为了讲几篇有关中东的报刊文章，我把中东战争史查了个遍。学生听得异常兴奋，无意中就吸收了很多信息和语言知识。为了把历史讲解得更生动、精彩，我随后还阅读了《丘吉尔战争回忆录》、《艾登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这批书从另一方面开阔了我的视野。这些书都是关于当代的重要历史事件，史料翔实，风格大气，语言堪称精品。特别是丘吉尔的书，气势宏伟，场面壮观，思想深刻，充满智慧。他的语言使我对语言的力量与神奇感到惊讶。这样教过几年书之后我才认识到，教外语决不单纯是外语知识的传授，而是要与文化知识、社会背景等紧密结合。因为语言是载体，文化知识是内涵，没有内涵的语言教学必定是苍白的、枯燥的、不受欢迎的。

第三帝国的兴亡

年近不惑，我又有幸读了北外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我们当时师从许国璋、王佐良等先生，学的是英语语言文学。撇开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和普通语言学的专业知识不说，仅就英语学习而言，那几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等到研究生毕业，我才算比较成熟了。许老他们每周给我们上一节课，我们盼一星期才能见他们50分钟。可是这50分钟却是莫大的享受。他们那种博古通今的气派，让学生们心生敬畏。当时，同学中流传的一句话是：“Their knowledge makes you suffer from the pain of inferiority”。我们都记得许老有一次给我们批作业，有几个人得的是从上到下的大红叉，被说成一页纸全是狗屁不通。我们读书常常不记作者，许老对此大为恼火。有一次，我好不容易记着刚读过的《语法》这本书是Palmer写的，不曾想许老却问：“哪一个Palmer?有两个Palmer!”我只能对自己的无知摇头叹息。我与王公谈起莎士比亚的剧本，他问：“哪个社出版的？”我得意地回答：“剑桥大学出版社。”他接着问：“哪年的版本？”我又被问住了。最后，他告诉我，“读莎士比亚，版本很重要。”在有过多次这样的羞愧难当的经历后，我才慢慢懂得书的作者、出版年月、出版社、版本的重要性。许老能够背诵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些对话，王佐良先生可以一首接一首地背诵英语诗。当我们对此表示惊奇时，许老说：“这算什么？我们在英国上学时，老师们没有一个是念稿子的。引到什么剧本，第几场、第几幕都是背出来的。”他还告诉我们，钱钟书等几位著名学者聚会时，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一个人喊道：“好了，现在开始背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the Trial一场，从你开始。”于是，大家就开始背，主持人点到谁，谁就接着往下背。没有人讨价还价，也没有人忘词，背错了就受罚。看到许国璋、王佐良等先生的学问如此渊博，我们完全相信上述故事是真实的。两位先生让我们懂得“It’s humanly possible to know that much!”这句话后来在我们同学中广为流传。我特别欣赏“humanly possible”的说法，因为我们很容易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用天赋不够当幌子，就不再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许国璋先生

王佐良先生

研究生班开班不久，许国璋先生就带着我们这些弟子参观了英语系的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他站在离书架三米开外的地方说，“要练出两种本事。一是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认出一部书，也就是说，要记住它的physical appearance。二是要知道系资料室的某一个section应该有的书。例如，要一眼能看出他们缺某部词典（O.E.D.），或缺某种杂志（如美国的Language）。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书架 Language杂志合订本前，他得意地说，“我们是最近才开始订Language 的，我还亲自给杂志社写信，把过期的几十期统统补齐了。要等现在再补，可能已经绝版了。”两个多小时的参观，他在多处驻足，评说着词典、百科全书、companion（指南）、文学名著、文艺批评、西方哲学、文化、历史等书籍及国内外的多种杂志。让我们吃惊的是，点评哪个角落的书，他都如数家珍。若某本书不在，他会发现放错了地方或向管理人员询问书的去处。他还说，书要年年购买，要留意国外的出版行情；出了好书就一定买到，否则别人会笑话。言谈之中，他对书的至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参观在弟子们心中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何时才能对北外的图书馆熟悉到这个份上？

总之，学习道路是漫长的。当时，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发生的时候，似乎都是偶然的、孤立的、随意的。现在回忆起来，它们又好像是必然的、有联系的、有计划的。把这些事件串连起来，使我们看到北外英语系伟大的教学传统，看到那些老师们的教学理念和思想轨迹。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指出了成功学习者不可偏离太远的学习道路。这条路是漫长的、艰辛的；同时，也是愉悦的、慰藉心灵的。路上有一座座里程碑、一道道风景线，一个比一个殊胜，最终通向令人向往的境界。

回首往事，我不免有些怀旧。我们当年的生活是清苦的，却落得个耳静心静。每个人的工资都是几十元钱，每个人住的都是筒子楼，没有红眼病，不用为买车买房去拼命教课挣钱。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除了教书还是教书。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要操劳得多，这是这一代人为追求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所付出的代价。这种现实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年轻人学问与教学的精细。当今世界，坐得住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心里像长了草。有的人学了两三年英语就认为够用了，着急忙慌地找个外企上班挣钱。而我们这些人，学了那么多年，仍然认为自己学得很不够。王佐良先生经常引用的一句英文是：“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大意是“半瓶子醋最可怕”。心情浮躁、急功近利、轻视学问的种种表现，最终会使教育事业付出沉重代价。

还有一件值得讨论的事，前几年，有人反对“文学路子”，认为英语课上的文学材料过多了，过时了，要多讲科普和科技英语。多些自然科学的材料本无可厚非，但不让文学进课堂，却实在是欠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学语言不学点文学，无论如何也学不出味道来。科普英语的结构和意义都比较直截了当，没有太多好讲的，也不能培养出学生的语感。可充当课文的材料最好是旨意深厚、文思周密、意味深长的，必须经得起咀嚼和品味。此外，文学也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教育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人文教育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面对生活――特别是如何顶住压力，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对待坎坷，又如何以平常心面对成功和荣誉。中国的独生子女太需要这方面的教育了。

就今天中国的外语学习的大环境而言，我以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表面上看是方法问题，实际上，方法背后是深层的学习理念问题。

首先，对待学习要有科学、踏实的态度。学习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下扎扎实实的功夫，不要总想投机取巧，也不要相信那些引诱你投机、以使他赚钱的歪门邪道。所谓的“疯子英语”、“傻瓜英语”、“学习方法革命”等，都曾经迷惑过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只要稍稍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几百年来，那么多的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用毕生的精力从事科学研究，都没有发现什么“成功秘诀”。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学习》刊登了多篇“专家如是说”，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了《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大连外国语学院出版了《外语名家论要》，写文章的一百多位老人也众口一词，都说学外语没有什么捷径好走――只能是多读、多听、多说、多写。惟独在21世纪初，中国出了救世英雄，能用灵丹妙药让中国人在几个月内学会英语，这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难道那么多的哲人都比他们笨？那么多的科学家都比他们傻？根本不可能！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有一点：哲人与科学家尊重真理，不想骗人；而“救世英雄”却是以金钱挂帅，不顾事实，无知无畏。你可以“疯”，也可以“狂”。但有一点，你能“疯”会莎士比亚，我才信服。你能“狂”会同声传译，那才算真本事。仅仅是为了克服羞涩感，用不着去发疯发狂，只需在心理上做些调整就可以了。也用不着在楼顶上一遍遍地喊：“It’s impossible!”“I can speak English!”我看到那么多的青年人相信这些歪门邪道，感到十分痛心。我在给英语教师做报告时，曾多次提到，“相信‘疯子英语’、‘傻瓜英语’就相当于痴迷歪理邪说”，在场的数百名教师对此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可见，绝大多数老师都是认同这种说法的。

其次，学习工具不能代替学习过程，高科技不能代替记忆。现在，学习外语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英语的文学材料、声象资料应有尽有；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文曲星”、“快译通”、“词霸”等不一而足，有些我都叫不上名字。该如何看待这些东西呢？当然，这些都是有助于学习的工具。问题是学习者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适当使用，有益学习；使用不当，则影响学习效果。例如，材料太多，不知道如何选精品来学。桌子上摆满了书，结果是摸摸这本放下，摸摸那本又放下，不能安心读任何一本。古人云：“心头书要多，案头书要少”，就是说要专心致志。再比如，有了“文曲星”、“快译通”，有些学习者认为，再也不用去背单词、查词典了，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快译通”再好、再快，里面的东西仍然在你的头脑之外，不是你的知识的一部分，也不能构成你的水平和能力。你在大会上做口译或用英语宣读论文时，总不能指望“文曲星”或“快译通”来解围吧。就是在笔译和写作中，你也不可能字字查“文曲星”、“快译通”。这些工具只能在应急时用，要想真正学好英文，还是要借助于好的词典，将词义、常用搭配、例句等一一列出。要想真正悟出点东西，还是要靠查词典这种慢功夫，急是出不来悟性的。再说，在“文曲星”上查多少词堆在一起，也只不过是中国式的英文，而决不会是地道的英文。总之，外语学习是慢功，是细活，急功近利、毛毛糙糙是决不可能学好的。

最后，不要用考试代替学习，不要用试题集代替课本。目前，应试教育现象十分普遍，考试过多，很多试题或题型不够科学。学习者花了很多的时间做题，最后拿个什么证，但是英文却没有学到手。这是为什么？因为，学一门外语，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其中有死记硬背的成分，也有熟能生巧的成分。学习词汇、语法等，是硬记的成分，需要遵循一定的科学规律；但是，使用语言，却需要多练，是艺术性的工作。现在的考试，多半是多项选择题，这种题型，易于测词汇、语法知识，不容易测出语言运用能力。再加上写作所占的比例太低，又没有口语考试，最后的结果就是分数很高，但语言运用能力却十分低下。目前，拥有各种外语证书的人已经达到几千万了，为什么外语人才仍然相当匮乏呢？在这里，我想告诉学习者：“凡是经过突击可以提高分数的考试，都不是有效度和信度的考试；凡是用大量的上课时间教你考试技巧的老师，决不是真正负责的老师；靠划ABCD是永远学不好英语的。我劝学习者不要太在乎拿个什么证，那不过是中国的‘土粮票’，是自我安慰。中国加入WTO后，需要大量的国际化人才。外企用人，看的是求职者的英语能力，才不会去理睬你手中的那个证书呢。国际人才竞争，要靠本事吃饭；七大姑八大姨没用了，含金量不高的证书也不值钱了，还是老老实实学点真正的英文吧。”

动笔之前，我决心要写出几句有意义的话来，以免愧对读者。但写完之后回头一看，不过是一本流水账。可见，一个人要超越自我是多么难啊。因此，以上文字，与其说是想给读者什么启迪与教诲，还不如说是在重温自己的学习经历，回忆自己在与恩师的交往中所获得的心灵的愉悦与精神的升华。